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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理政显露轮廓
漳平组工网     发布时间:2016-05-06   来源:共产党员网    作者: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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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福建省厦门市出任副市长这天,正好是习近平的32岁生日。

  此时的厦门,与深圳、珠海、汕头并列为中国四大经济特区,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标杆。在习近平履新一年多前的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并在厦门实行自由港政策。

  1985年6月,跨越1900公里,习近平从华北腹地来到濒临台湾海峡的厦门,“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说。

  当时的福建,是与广东并称的改革先锋。力推改革的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被后人列为“改革八贤”之一,而这八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勋中,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项南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可以想见,水深流急却又激荡人心的改革开放,对于年轻的习近平有怎样巨大的吸引力。而担任地方正职刚刚两年的他,能够被提拔并到特区任职,也是难得的机遇。

  习近平说,当时福建整体形势比他想象的要欠发达一些,从福州到厦门,一路走了8个小时,交通条件比较差,道路狭窄。而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容市貌显得陈旧。“美丽的厦门岛好像是一个青春少女,但是穿了一件破衣服。”

  这一次升迁,习近平开始了在福建17年半的历程,从厦门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再到福建省委副书记,最终官至省长。在这一段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地方任职经历中,他逐级经过5个岗位,执政风格走向成熟。

  “我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他说。

  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曾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提出,分管农业,首先就是要上高山,下海岛。

  厦门经济特区扩容,需要制定发展战略。此事由习近平牵头,他组织了国内1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了21个专题研究,历时一年半,为厦门未来15年的发展画出蓝图。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中最早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他本人的说法是:“到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3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一是这个岗位你本来没有做过,二是特区工作谁也没有经验。可以说,双重的欠缺,在特区得到了一种补充,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在此期间,习近平与歌唱家彭丽媛在厦门结婚。他们只在宾馆办了一桌酒席,答谢同事好友。“晚饭后,我们4个人到他家里坐坐,到了才发现,包括他们俩平时刷牙的2个杯子在内只有4个杯子,最后只好再洗2个碗当茶杯。彭丽媛临时花5块钱到街上买了一些糖果分给大家吃。”习近平在厦门的同僚这样回忆。

 

  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

  1988年,习近平被调往宁德任地委书记。这是他的第二个“一把手”岗位。

  此时的宁德,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是“黄金海岸的断裂带”。9个县中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因为经济水平在福建全省排行末尾,每次省里开会,来自宁德的干部总是坐在最后一排。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贾庆林找习近平谈话说,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很支持和鼓励。

  他不打算遵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而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添点冷水”。

  急于摆脱困境的宁德干部们想要干三件大事:开发港口、修建铁路、撤地建市。习近平的想法是,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到任不到3个月,习近平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下党乡是寿宁县最边远的山区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当时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盛夏天气,习近平带人徒步10多公里,去这个乡调研。他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路险坡陡,荆棘丛生,需要拿着柴刀劈开灌木。

  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2个小时,回到县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后来在福建任内,他又两次来到这里。

  习近平下乡调研,从不讲究,端起农民们递来的茶杯就喝。下乡用餐,伙食费一分不差地交给乡里。

  有一年遭遇洪灾,道路被冲毁,习近平步行近13公里山路去指挥抗洪,在滑坡路段,有人要背习近平,他笑着说:“我那么年轻,怎么能让你背我呢。”

  调研之后,习近平定下的执政思路是“滴水穿石”——这位33岁的地厅级干部,并未急于出“政绩”,而是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理性和坚韧。

  1988年10月,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习近平提出了“滴水穿石”的理念。后来他多次阐述,宁德这样的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只能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必须克服幼稚思想、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努力养成在任期内留下长劲和后劲的广阔胸怀。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他在陕北插队时曾亲眼目睹,叹为观止。“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认为,经济落后地区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如果我们一说起改革开放,就想马上会四方来助,八面来风,其结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少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我们一谈到经济的发展,就想到盖成高楼大厦,开办巨型工厂,为追求戏剧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础建设意识,那终究会功者难成,时者易失!”他这样写道。

  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不过,强调渐进并不意味着缺乏果决。习近平在宁德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暴。

  20世纪80年代末,宁德干部违规占地建房成风,在狭小的市区,有些违规房建在山坡上,一排排三四层小楼,非常扎眼。民众对这些“马路边的腐败”意见很大,但如果清理违规建房,可能涉及数千名干部,人际关系复杂。

  当时全地区有7392名干部营建私房,其中副县级以上的干部达242人,科级以上的干部1399人,分别占这两级干部总数的49%和46%。这组数字,与贫困地区反差强烈。

  习近平决心彻底解决此事。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批评同僚中的畏难情绪:“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

  到1990年底,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

  而这一果敢作为,在1990年5月登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就此配发了评论,标题为《锲而不舍,无坚不摧》,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习近平领导的宁德地委。

  除了清理违规建房,习近平在宁德还重点查办了福鼎县林增团、宁德地区侨联副主席郑锡煊等腐败大案要案。

  他还特别强调,要把腐败与改革中的探索严格分开,对于大胆改革、敢于开拓的干部,仍然要加以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习近平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在宁德,习近平还首创了官员下访制度。

  上访,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救济”制度。民众越过底层的相关行政机关,直接向更高一级或中央的行政机关投诉各种不满。虽然通过上访而解决的问题比重有限,但这仍被视作重要的社会“减压阀”。而各省份民众到中央的上访数量,也成为考核地方的一个指标,上访越多,地方治理评价越低。

  习近平则反其道而行之。1988年12月,他在宁德的霞浦县举办了第一个下访接待日。事实上,还在河北正定时,他就曾在街头摆桌子,听取民众意见。

  在霞浦,习近平的第一个接待对象是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由于政府部门在她房屋旁的河边建房,导致河道淤积,洪水冲走了她家的粮食和部分财产。这名职工要求县里负责清理河道,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个接待日,102名上访民众与官员面对面交流,受理问题86件,其中有12件当场解决,其余的限期一个月处理完毕。

  当天的总结会上,习近平说,官员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民众负责。“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

  “信访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基层,到下面接访,把工作送上门,地区到县,县到乡,乡到村,层层下基层,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而不是把矛盾往上推。”这是习近平描绘的接访构架。

  在他看来,信访下基层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民间矛盾,更可强化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被中共视作获得政权、赢得民心的法宝,但一些干部时有懈怠。

  任福州市委书记后,习近平延续了官员下访的工作方法。1990年5月14日,上任刚刚半月,他就在福州市鼓楼区举办了“领导服务接待周”,为一名市民解决了邻里土地纠纷。此前这起纠纷已持续了半年多。

  在福州,习近平提出了“马上就办”,这是他改变政府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效能的又一尝试。这四个大字,至今还挂在福州市委大院里,挂在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大楼上,立在福建省104国道福州马尾隧道口。

  习近平主政福州时的最大动作,是推动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迅速发展。他不满当时的政府工作效率,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随后,这一思路扩展至福州市的所有党政部门,公务员都被要求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办事效率。

  当时他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做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事业才会保持年轻。

  同僚评价说,虽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习近平年仅37岁,但他敢想敢干,又不咄咄逼人,做事很稳妥,不会空喊口号。

 

  善于团结人,不是窝囊

  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后,习近平提议并亲自参与组建了福建省政府顾问团,汇集各路专家作为福建的智囊——这延续了他在河北正定的做法。

  习近平亲自圈点专家,不慕虚名,而是更看重那些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

  这个顾问团每年会向福建省政府提意见,习近平也经常邀请他们参加重要会议,比如经济分析会。据说,习近平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很少直接下结论或批评人,而是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几乎没见过他说重话。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团结人,是习近平的一大特点。这种领导风格和能力,在福建的17年间日益成熟,并得到认可。

  在习近平看来,团结,是一个人从政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他曾列举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等人,“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但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

  他懂得整合团队的重要性,也深知盲目突出个人的弊端。在宁德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曾以球赛作比喻,论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成功要素是整体力量的有机配合,个人的技术只是居于次要的位置,如果盲目地突出个人技术,不顾整体协调配合,往往会使总体水平下降,影响整个球队的战斗力。

  在福建,习近平从一名副厅级干部升至省部级干部,行政级别上升4级,管理一个面积12.4万平方公里、3000多万人的省份——相当于三个瑞士还要多。这是他的治国理政思路逐渐成形并通过实践去印证调整的重要阶段。

  福建有山有海,地形复杂,有经济特区、重要港口,也有贫困乡村、山区腹地,直接面对牵系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岸局势紧张,几近临爆点。诸多因素,必然会加深习近平对于中国全局问题的认识、对于国家重大利益问题的思考。

  面对更为复杂的执政局面,习近平提出并实践了很多新概念,比如,生态省,有限政府与效能政府,数字福建,海洋经济、林权改革,食品安全——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这些举措都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离开福建之后,延续至浙江,有些更推广至全国。

  可以说,走出正定时,他还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干部,而到2002年离开福建时,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稳健的政治家了。

 

  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

  2002年10月,习近平调往浙江,仍出任省长,短短一个月后,又任省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封疆大吏”。

  浙江在福建东北方,两省互为邻居,但经济实力差距不小——以GDP排名看,浙江在全国各省中常居第四位,而福建则总在第十一或十二位。浙江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无可匹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十余年居全国首位,号称“民富第一省”。

  知情者透露,习近平由福建调任浙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前,他有思想准备,可能被中央调到陕西省或西部某省工作;到浙江后,“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又兼任书记,一点都没想到。当时,我想一定要做好,绝不能做不好。因为我做不好的话,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这是对浙江4600万人民的事情”。

  2006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节目中,习近平用“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形容接手这个经济强省时面对的挑战。

  也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是“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而这正好契合了他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领导者的身份。

  密集调研是习近平的基本工作方法,用他的说法是“先做学生”,“不要盲人摸象”。到任后的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了一半,每天六七点起床,夜里一两点休息。9个月之后,全省90个县市区,他跑了69个。

  一次在四川当地视察浙江省的对口扶持县,因为地处高原,很多干部都支持不住,中途退了下来,而习近平不仅从头坚持到尾,更是随时随地走下汽车,走到老乡中去了解情况。

  习近平常说,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去办实事。

  在福建首创的下访也在浙江继续。2006年8月,他率领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在衢州市接访。一上午接待了167批来访群众,当场解决问题76个。

  从浙江到后来的上海,习近平有句话浙江干部耳熟能详:“领导干部下访,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

  到浙江两年后,习近平面对的挑战不再是“山高车快”,而是“成长的烦恼”——市场化程度高的浙江,面临资源桎梏,电荒、钱荒、地荒、水荒;出口依存度很高,贸易摩擦加剧,打火机、皮鞋、纺织品等商品在海外屡遭制裁;生态环境压力也很大。

  如果说,习近平在河北、福建任职时,相当长的时间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温饱,那么在经济领跑中国的浙江以及上海,迎面而来的是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后者也是目前以及未来若干年整个中国必须完成的惊险一跃,事关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中国梦。

  浙江省的办法是:与临近的上海、江苏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强县扩权、强镇扩权,为增长强劲的经济板块突破行政制约。

  他甚至决定,对生态环境优势突出的丽水市不再考核GDP,因为“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GDP”,力推地方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他出现了,在中共领导核心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3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的“之江新语”专栏,刊出了短论《追求“慎独”的高境界》。这个专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了4年,这是最后一篇。

  当日,中央决定,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2006年秋,上海爆发社保基金案,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批高官落马,陈是当时查处的贪腐官员中级别最高者之一。上海,这个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局势都有标杆意义的城市,会不会在风暴中动荡坠跌?

  习近平主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力推现代服务业,为上海确定了“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

  对于自己的上海使命,习近平的总结是“努力稳定大局、统一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

  短短7个月零4天,当他奉调入京时,这座城市已重获稳定和信心。

  在到上海任职之前,习近平在海外的形象是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在国内,普通民众谈及这位地方大员,仍会提及他的中共元老父亲,对他本人印象并不深刻。调任上海,令习近平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在中共领导核心正酝酿调整的敏感时刻。

  2007年10月中旬的中共十七大,习近平进入中共中央的9人核心领导层,与他同时“入常”的,还有他5年后的治国搭档李克强。

  在中央的这5年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受命牵头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备,并负责起草中共十八大报告、修改中共党章。直到2012年11月,成为拥有8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人。

  回想2007年初,有媒体要求习近平为自己在浙江的5年打分。“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习近平这样回答。

  他解释说,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官员关键是要为民做事,而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现在,13.6亿中国人,正在注目于他的一举一动,也会在心里为他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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