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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小故事|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漳平组工网     发布时间:2017-09-14   来源:共产党员网    作者: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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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年代久远、相关档案资料极其缺乏、当事人相继离世等诸多原因,有关党的一大的一些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比如一大的闭幕时间,一大代表的资格和人数,一大中央局成员等。但最引人关注和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都没有出席党的成立大会?

陈独秀

陈独秀

李大钊

李大钊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所以李汉俊等在信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一大。但陈独秀因当时在广东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于是,他在广州党员会上便提名陈公博出席党的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

  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包惠僧还说:“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陈独秀虽然没有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大会,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那么李大钊呢?当时,他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北京早期党组织就开会推举了张国焘、刘仁静。刘仁静称:“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

  张国焘是这样回忆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一大代表回忆中所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都是职务所在,公务繁忙,无法脱身。

  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未发现两位当事人本人对此事的解释。所有旁人的推断,也许都是想当然。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更无从知晓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许他们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的头脑中,党已经成立(指1920年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这次上海会议不过是共产国际急于召开的一次事务性会议。无独有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邓中夏说他不能参会的理由,也是此间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他看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要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

  恐怕两位伟人当时更没有想到,一个在全国仅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28年后会解救人民于危难之中,执掌政权;90年后,会成长为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党,在追根溯源的时候,会那么多次地提起上海和嘉兴南湖的一大,提起那13位党的一大代表。

  试想,如果当时他们两位有这样大胆的推想,在孰轻孰重的衡量中,可能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所以说,历史有必然性,历史也有偶然性,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去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它的组织里,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陈独秀对我发展这方面的兴趣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与陈独秀探讨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聆他谈他自己的信仰,这在我一生也许是最关键的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

  是的,毛泽东等一大代表没有忘记“南陈北李”,全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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